■鄧明前
朦朧記得，71年前，即1944年秋天，在筆者老家，今瀘定縣田壩鄉(xiāng)下田壩后山仔牛崗山梁子山坡上驚現粗大白色筆劃“保家衛(wèi)國”四個大字。遠看是一幅巨大的抗戰(zhàn)標語。那是一支沒留下部隊番號川軍的杰作。據說，那是抗戰(zhàn)航標。兩年后，抗戰(zhàn)航標消失。有關抗戰(zhàn)航標的來歷，筆者對它有鮮為人知的了解。
懷舊老家下田壩
筆者老家是個不起眼的農村。在沒有公路的年代，從下田壩到“橋上”（舊時瀘定人對瀘定縣城的統(tǒng)稱）要走12里（6公里），用時一小時。從明、清兩朝，到民國時期，下田壩的平壩、溝口河谷、臺地、半坡，散居著13個姓氏、30多戶，約150余人口。大人們起早貪黑，琢磨土地，種自己的地，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飯。過著春耕，夏種，秋收，冬藏的日子。筆者少年奮勇出走。出校門，進機關，上高原，到廠礦，鉆山溝，下農村，一晃到了“知天命”年齡。葉落并沒歸根。閑時間多了，常懷舊在老家童年時代的經歷。老家，對先祖的意味是“湖廣填四川”輾轉遷徙，“定居落業(yè)”的最后一站；對筆者的意味是老家有見證了幾代人的舊居。懷舊，是老人們的共性，也是一種“特權”。無論筆者時下離老家遠，還是近，常在距離中，懷舊它，對它有一種親切感和敬畏感。老家有兒時的記憶。如71年前，川軍在老家修造“保家衛(wèi)國”抗戰(zhàn)航標的過程、細節(jié)，至今不忘。
川軍開進下田壩
記得筆者三歲那年，即1944年農歷六月的一天午后，約有100多身著黃軍裝，背著背包，扛著槍，也有甩著空手的川軍，呈一路縱隊，從縣城往下田壩大路，浩浩蕩蕩開來。隊伍到了壩中水磨大堰旁一塊不大的空地停了下來。分成三股，一股向本地殷實大戶王光全家開去；另一股朝山邊子高巖下筆者堂伯鄧元洪、幺叔鄧元興的“三合院”開去；剩下一股約30名士兵，離開大路，往西拐了個彎沿通往筆者家一尺寬的田坎便道直奔而來。那天有些熱，筆者下身穿著叉叉褲，上身精光露著細皮嫩肉背臂。人小蹊身（俚語，意為怕陌生人）膽小，筆者慌張跑進大門右側農家毛石（廁所）門背后躲藏起來。幼稚的筆者，認為拉屎屙尿的地方，又臟又臭，陌生人不會去。沒想到“川軍”也是人，內急起來，一樣“水火不留情”。好奇心為筆者壯膽，增添勇氣，小臉不由自主地緊貼毛石木門縫，悄悄瞧到我家宅院的川軍動靜。只見各種口音軍人爆滿。個個頭上黃色軍帽，遮陽帽緣正中別了一顆“青天白日”徽章，光腳板穿偏耳子草鞋。頓時響起兩聲哨聲，川軍列隊三排“1、2、3、4……”報數完畢。隊列前站著一長官，對他士兵講，“解散后，上樓打開背包巴鋪，炊事班挑水煮飯，二、三班到村子農戶借砍刀、鋤頭”。突然，有兩位士兵朝毛石走來，推開門，發(fā)現筆者站在門角不語、身子發(fā)抖。兩個川軍笑著說：“小鬼，這地方又臭又臟，快出去”。小解完一士兵牽著筆者的小手走出了毛石。筆者站在宅院里，見士兵們抱了幾捆麥草上樓墊鋪。勤務兵圍著帶兵長官忙個不停。先找來兩根方桌高凳、幾張木板，在中堂順右側木板壁，給他鋪起鋪。床上潔白單毯上，放床折疊方塊黃棉被。米黃色紋帳罩住床。靠床木板壁上吊掛著長官皮殼盒子槍，一頂草帽。負責煮飯的士兵，有兩位挑著廚房里一擔木水桶，到百米外堰溝挑飲水。還有幾個借用筆者家兩口毛邊鐵鍋燒水煮飯。幫廚的士兵忙洗菜、切菜、炒菜。開飯時，只見士兵們圍著地上三桌菜，個個蹲在地上，狼吞虎咽，吃得很香。長官獨坐堂屋方桌，勤務兵端上菜、添上飯，等候長官用晚飯。第二天清晨朦朦亮，筆者被口哨聲驚醒。筆者聽父親說，三股川軍小跑步到沙包地操練。沙包地是筆者家租縣城一地主家3畝水地。操場東臨大渡河；西接大戶王家；北靠雜草矮灌叢生荒野；南連百畝良田。川軍下過操，吃過早餐，每個士兵至少帶上借來一件勞動工具，有彎刀、鐮刀、挖鋤、寬鋤、四爪、背兜等上山。川軍三處住地開門見山，出門爬坡，掛上水壺，沿著老百姓砍柴、伐木幾十個“之”字拐山路，左拐右拐垂直爬上海拔2300多米仔牛崗梁子干活。中午飯，炊事員背送到工地。晚餐，已是掌燈時分。日復一日、月復一月，連續(xù)干了兩個多月，完成了修抗戰(zhàn)航標“保家衛(wèi)國”四個大字。山下看，隔河看，二郎山老路埡口看“保家衛(wèi)國”就是一幅巨大抗戰(zhàn)標語。
地標上空過飛機
川軍離開下田壩后，藍藍的天空傳來轟鳴的飛機聲，村民驚叫“飛機！飛機！.......”。接連幾天，不斷有飛機從筆者家正前方二郎山山埡口飛出。經下田壩上空，從“保家衛(wèi)國”四個大字上空飛過，最后消失在遠處群峰與天地之間。見證過當年川軍修造抗戰(zhàn)航標“保家衛(wèi)國”4個大字，至今健在當地老農，彭朝貴（耄耋之年）、余發(fā)秀、李蓮珍、余發(fā)明、蘭定清、王顯林（均75歲以上古稀老人）在修航標川軍離開下田壩后，他（她）們上山砍柴，伐木走進“航標”看了個明白。估算一個大字占地面積約1畝左右，造字前砍光青崗林、挖掉青崗疙瘩，刨平坡土，如鋪在山梁上的四張“方紙”。駐山邊子川軍從冷磧背來石灰當“墨汁”，在“土紙”上楷書繁體“保家衛(wèi)國”。每個字的筆劃寬約7尺有余，字體有300多平米寬大。那些行進在二郎山老路上（川康公路沿途塌方不通車）茶包背腳、行人、滑桿轎夫，隔大渡河二三千米遠，都能辯認對面山梁綠色中“保家衛(wèi)國”四個白字。抗戰(zhàn)航標字體之大，海拔之高無與倫比。在四川、乃至全國抗戰(zhàn)航標中創(chuàng)下之最。航標修好后，一連好幾天都有飛機從二郎山埡口飛出，飛越下田壩天空，從仔牛崗抗戰(zhàn)航標上空飛過。過飛機第三天，修抗戰(zhàn)航標的川軍，一個不剩開拔走了。第二年，即1945年底，抗戰(zhàn)航標歷經雨水洗刷，積雪蝕融，風吹、日曬自然因素作用，字跡漸淡暗下來。兩年后，林進字退，“保家衛(wèi)國”抗戰(zhàn)航標消失得難見蹤跡，被湮沒在歷史塵埃中。
今年，在全黨、全軍、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紀念中國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70周年之際，筆者想起老家川軍修造抗戰(zhàn)航標的往事。一天，在成都住所“東郊記憶”最初叫“音樂公園”附近讀報欄，見《華西都市報》一則消息，1944年從四川“舊縣機場”（今新津機場）緊急空運10幾萬川軍飛到云南，支援騰沖、松山、龍陵抗戰(zhàn)前線，保衛(wèi)抗戰(zhàn)大后方。恰在空運川軍之際，下田壩仔牛崗梁子出現“保家衛(wèi)國”抗戰(zhàn)航標，這兩者有無關聯(lián)，有待抗戰(zhàn)老兵和史學者考證。
記住這些抗戰(zhàn)英雄們
延雨賢:1932年生于山西陽城縣，抗戰(zhàn)時，9歲的他擔任了兒童團團長。1947年7月參加革命工作，1952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84年11月離休，離休前任甘孜州石渠縣計經委主任，現享受副廳級工資、醫(yī)療待遇。
湯禮祥:1927年生于江蘇沐陽，抗戰(zhàn)時任江蘇省沐陽縣武裝大隊宣傳員，作戰(zhàn)機智勇敢。1943年7月參加革命工作，194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89年10月離休，離休前任甘孜州衛(wèi)校校長，現享受正廳級工資、醫(yī)療待遇。
謝守欽 :1927年生于山東成武，抗戰(zhàn)時，16歲的他在一縱隊二十旅五九團輪訓隊擔任通訊員。1943年2月參加革命工作，194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84年5月離休，離休前任理塘縣商業(yè)局政治教導員，現享受副廳級工資、醫(yī)療待遇。
張德勝:1922年生于山西高平，1940年5月在加入了晉冀魯豫野戰(zhàn)軍第8縱隊（后改名為華北野戰(zhàn)軍8縱，隸屬華北軍區(qū)第1兵團，由徐向前指揮），參加了運城、臨汾、晉中、太原等戰(zhàn)役。1940年5月參加革命工作，1942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83年5月離休，離休前任甘孜縣電影院經理，現享受副廳級工資、醫(yī)療待遇。
徐守德:1923年生于山東壽光，1939年，徐守德參加了家鄉(xiāng)的青年抗日先鋒隊（曾擔任副隊長）。1945年2月參加革命工作，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82年7月離休，離休前在甘孜州公路工程處擔任科長職務，現享受副廳級工資、醫(yī)療待遇。
高來保:1922年生于山西榆次市，抗戰(zhàn)時參加了八路軍，在120師358旅714團擔任了通訊員、偵查員、排長等職務。參加了百團大戰(zhàn)。1938年3月參加革命，1940年9月入黨，離休前任甘孜州建行副行長，現享受正廳級生活待遇。
韓景元:1921年4月出于山東東阿縣, 抗戰(zhàn)時參加了八路軍游擊隊山東省梁莊基干二隊。1940年6月參加革命工作，1977年7月在爐霍縣商業(yè)局退休,1982年7月更改為離休干部，現享受副廳級生活待遇。
李建忠:1926年生于山東省長清縣，抗戰(zhàn)時，在晉翼魯豫一分區(qū)峰山縣大隊一中隊歷任戰(zhàn)士、衛(wèi)生員、衛(wèi)生班長，調劑員等。1943年10月參加革命，194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，離休前任巴塘縣人民醫(yī)院院長，現享受副廳級生活待遇。
吳長友:1931年生于河南榮陽，抗戰(zhàn)時參加八路軍抗日獨立支隊豫西游擊支隊，期間他隨隊伍參加了伏牛山戰(zhàn)役和登封戰(zhàn)役。1945年6月參加革命，1950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，離休前任中共九龍縣委財貿部部長，現享受副廳級生活待遇。
張振祥:1927年生于山西省聞喜縣?？箲?zhàn)時，參加民兵被編入聞喜縣四區(qū)區(qū)干隊，始終沖鋒在戰(zhàn)場的最前沿，后成長為一名排長。1945參加7月參加革命，194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離休前任康定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，現享受正廳級生活待遇。(州委老干局提供資料)
